湖南省博物院举办的历时四个半月的展览“神游——历史时空中的数字艺术”，将人们所熟知的商代人面纹方鼎、T形帛画等院内重要馆藏，与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一同展示，让考古与艺术、历史和现实产生了视觉上的共振。展览中出现了曾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大型个展的艺术家梁绍基的影像作品《平面隧道》，其创作灵感来自湖南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
梁绍基作品以及素纱单衣复制品被放置在一起，观众可以直观地看到纤细的蚕丝贯穿了中国漫长的历史，蚕的生命始终与人类的智慧交织在一切，或许这种特殊的生物材质真的形成了一条隐秘的时光隧道。而此次展览的特点即在于此，将虚与实、存在与想象融合在一起，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的“头脑风暴”。
湖南博物院官方微博账号在展览开幕当天傍晚，发布了一条消息：“新展开幕！湘博带您领略历史时空中的数字艺术”。笔者注意到有评论称“有意思”，也有人表示“不知所谓”。而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反映出部分观众对于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展示的困惑。
湖南省博物院是一座大型历史艺术类博物馆，这类博物馆对展示在世艺术家作品通常十分慎重。例如在2009年，年近50岁的严培明成为首位在法国卢浮宫举办个展的在世艺术家。而展览“神游”中的参展艺术家王苡沫出生于1996年，2021年才取得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的确不同于以往的惯例。
正因为历史艺术类博物馆拥有价值判断的话语权，所以进入其场域的艺术家也意味着获得了来自权威的肯定。例如法国奥赛博物馆的前身之一是1818年成立的卢森堡博物馆，卢森堡博物馆规定只有在艺术家去世十年后，他们被公众认可的作品才会进入卢浮宫，而不被认可的作品将会被捐赠给政府或其他机构。
展览“神游”是一场跨学科、跨媒介的展览，其挑战性与实验性与十月革命后苏联博物馆界萌发出的新思潮十分相似。那时候前卫艺术的领袖马列维奇与亚历山大·罗德琴科就认为博物馆应该是在世艺术家的实验室，专注于未来。
回顾中国博物馆举办的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类展览，可以追溯至1996年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当时，法国艺术家让-皮埃尔·雷诺的巨型雕塑作品《金盆》在太和门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展示。这件作品曾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地展出，其简洁的现代花盆造型与明清故宫建筑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个观众都可以对这件作品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
2013年底，南京博物院重新开放，其二期改扩建工程竣工扩大了博物馆的展示空间。2015年5月，南京博物院举办展览“呼吸——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展出了29位中国艺术家创作的59件雕塑作品。虽然此次展览中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属于当代艺术，但这场展览无疑是当代艺术大规模地出现在大型综合类博物馆当中，且其中的一些雕塑作品至今仍放置在博物馆的公共空间。
2018年，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推出“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系列艺术项目，展出了100余件藏品文物与30余件组当代艺术作品。该展览由机构策展人许笑潇与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独立策展人宋振熙策划，从现实中复杂、多元的女性问题出发，以先锋性的姿态将文物与当代艺术在馆内空间并置展示，是一次对于中国博物馆叙事传统的革新与策划理念的颠覆。
“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系列艺术项目的出现，也恰好与博物馆的使命契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使命在其官网中被表述为“通过历史文物和当代艺术的精品收藏和陈列、工美大师和非遗传人的活态展示和传承、丰富新颖的公共参与活动，成为运河文化遗产、杭州城市文明鲜活的记忆读本，为城市生活的构建传统融合现代的文化自觉。”而杭州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所在地，艺术家的创作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该项目让博物馆关注现实事件、关注城市变化，以及关注了人的生存状态。
在2019年之后，物与当代艺术并置展览在博物馆中增多，如四川博物院展览“物·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艺术展”、苏州博物馆展览“画屏：传统与未来”、山西博物院展览“玉见你──周代与当代关于玉的对话”、云南省博物馆展览“摩梭MOSO：家庭·婚姻·对话”、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览“永远有多远”、洛阳博物馆展览“上洛”、故宫博物院展览“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杭州博物馆“净因——第四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特别项目”等，反映出中国社会思想的多元与活跃。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穆祉潼认为，博物馆需要设计一套新的阐释系统来弥合文物与当代艺术品之间产生的某种冲突，而在这种新的表达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策展模式也得到了创新；但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即如何找到一种观众能够理解的、更加合理的方式来建立观众、文物与当代艺术品之间的联系。正如湖南省博物院官方微博账号下的留言，有的观众并不认同博物馆将两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一起展示的做法。
博物馆如何选择当代艺术品进行展示，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将其与文物并置并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本身的合理性与话语体系背后的主观性必定会引起争议。从历史上来看，像埃尔·格列柯、文森特·梵高与克劳德·莫奈等艺术家都是在世时作品引发争议，其价值都是在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并肯定。而博物馆不论如何选择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构成“对读”的关系，都将引发观众发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
但是，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议反而能体现博物馆的公共性，即博物馆是观众讨论、对话的场所。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面临挑战、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博物馆不能成为“一言堂”，应该将开放、包容与思辨的意识传递给每一位观众。作为展览“上洛”的联合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开放博物馆”的发起人，上海大学教授徐坚曾表示，开放性是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博物馆应该赋予社会公众更多的权力，不仅仅是物质性和实务性的开放，更是精神性和知识性的开放。
当代艺术作为拆卸博物馆知识性围墙的一种手段，表明博物馆将主导权部分让渡给了艺术家，这是一种经过协商后的开放。而艺术家再将主导权还给了社会公众，因此，只要是博物馆遵循一定的原则，选取当代艺术与文物共同建构积极的意义，就应该给予支持。
此外，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出土文物，反映出那个时代最高的技术水平，会让观众产生一种难以超越的“无力感”。但是，任何古代文明的出土文物，不论其在制造技术上多么精美，在技术与功能上都与当今高科技产品相差甚远。因此，展览中与文物并置的当代艺术起到了一种提示的作用，让人们意识到不能因循守旧，只有开辟一条新路才能取得人类智识的突破。展览“照见天地心”展出105件故宫文物之外，还出现了艺术家徐冰用地书符号翻译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其展示的意图正是要凸显一种独特的创造力。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之源，是社会变革的重要，人的价值因创新得以彰显，博物馆同样也应该鼓励创新。
英国政府自上世纪末开始推动博物馆教育，“相信教育是当今博物馆的核心角色”；中国博物馆也认为教育是当代博物馆的首要目标，因此近年来公共教育活动、研学旅行与馆校合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从美育的角度来说，与文物一同展示的当代艺术会引发青少年和儿童的好奇心，并且可以在博物馆教育者的引导下激发想象力：“既然艺术家可以通过文物获得创作灵感，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博物馆教育者需要告诉青少年和儿童艺术家是如何看待文物、如何进行思考，以及他们用了哪些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与文物一同展示的当代艺术，也极大地提升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