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傲态”关注下的乡村（上）

梁心的《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即将出版，她给我以写序的荣幸，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事。2004年9月，梁心以四川大学历史系第一名的成绩被推荐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我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后又硕博连读，于2012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本书即是据她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在我的学生中，梁心是一个有些“独特”的人。她看“前近代”的书比同龄人要多很多，读外国书的范围也很宽，从理论到文艺，似乎什么都看。这样的广泛阅读和她要研究的近代中国似乎有些距离；然若一旦联系起来并有所贯通，则会显出不小的优势，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

梁心的硕士论文选择研究古史辨，侧重古史辨运动中各方具体怎样“辨”和“辩”（其实当年“辨”也就是“辩”，只是现在我们已区分使用了）。那是一个已经获得相当关注但仍有不小推进空间的题目。不过，因为相关资料太专门，论文完成后的延展性不是很大。故当她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时，我建议她可以改做一个既有研究较少且更能关照到广泛社会状况的题目。因为她此前的学习、阅读侧重思想史和学术史，“目不斜视”久了，或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由于梁心的家在四川绵阳，故我曾向她建议，如果觉得自己对于乡村还有些“感性认识”，不妨考虑以“农村怎样成为问题”作论文题目（其实梁心没有什么乡村的生活经验，是我孤陋寡闻，误以为在绵阳就是在乡间，并不知道绵阳是个大城市，至少比铁岭大）。于是她把北伐后的《大公报》（1928-1937）通看了一遍，颇感兴味，认为这一时期农村突然变成了议题，确实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确定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这对她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研究范围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转变了。然而任何阅读总是不会“浪费”的，此前关于思想和学术的研读不仅仍在她心中，实际也会有助于她对中国乡村秩序的整体思考。现在这本书表明她的付出是值得的，相信她以后的研究能进一步展现广泛阅读与专门研究相结合的优势。

这个新题目仍不离思想，却与社会直接关联。首先需要重建出当时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才能在此基础上辨析各类与其相关的“思想”。然而这几乎是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除胆大能文者外，这一任务的“首先”就是难言“完成”的：

一是中国的确广土众民，地理环境相差甚大，各地发展很不一致。在此基础上，“农业的自足经济，原可以各地有各地的情形”，既“不能以一地的情形硬来代表别一地方，亦不能以部分硬来代表全体”。就社会形态言，“庞大古久的中国农村社会，实是色色型式都存在着的”。若定要一言以蔽之，或许就像“盲人摸了大象的腿子或耳朵，不免各有不同的见解”而已。而且那时思想和社会的发展也不同步——不甚远的地理距离，心态可能相差上百年。

梁启超曾说，“大抵吾国乡治，其具有规模可称述者颇多，特其乡未必有文学之士，有之亦习焉不察，莫或记载”。复因史家更不注意及此，“故一切无得而传焉”。近代居乡能文而又关怀乡土者本不多，即使有也可能是所谓“乡曲之士”。当他们观察社会现象时，不见得会从更广阔的天下或国家着眼。反倒是受外国影响的人，借欧美眼光看过来，或可能见到整个的“中国”，却不免带些异样的神采。所以，真要说出一个整体的“中国农村”，或当如梁启超所言，应先“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然而这样得出的结果恐怕是千差万别的，只能在既不强调其特性，也不侧重其共性的基础上更多考虑其相通的一面，关注其通性，庶几可说出一个大概的“中国农村”。但研究者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所说的仅是一个“大概”而已。

二是没多少切实可据的史料——昔年受过些社会学训练的调查者都是带着问题去的，这些问题往往来自生成社会学的西方；而报刊征稿和自动的乡村来稿作者又太无训练，表述随意，甚至不过是居所靠近乡村者带有想象的传闻（如有人说乡村已经“用自行车来代步”，也以“自行车、手表、电棒”为男子过年的“装饰品”，其生活水准实已超过1980年代初的乡村了）。那时很多调查者和描述者确实也认真地要想再现和描述中国乡村，但他们实际表述出来的却往往带有他们对“中国”的想象——看“传统”者常常暗含“现代”眼光，看“非工业社会”者则怀揣对“工业社会”的憧憬，而以城市眼光看乡村，看到的即主要是“非城市”的面貌。真正从当时当地出发的观察，实在是凤毛麟角（如傅斯年的《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便是一篇典型的“天下士”文章，关怀广阔，叙述既具体又有分寸，惜较少为研究者关注）。

即使有幸获得一些数据，对于喜欢量化的研究者而言，以前的乡村状况可能是个让人抓狂的题目。陈翰笙等人在1929年已指出，若根据当时政府规定的标准亩，全国亩的实际量度小的不足三分之一，大的约有五倍。就一省来讲，山东霑化和潍县的亩相差五倍，而潍县本身的亩至少有五种。据他们自己对无锡二十二个村的调查，大小不同的亩至少有一百七十三种，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三倍多。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专家马若孟（Ramon H. Myers）也注意到河北省“耕地计量单位‘亩’之间的差异在某些地区高达百分之五十五”。而在山东，“一个县之内的集镇之间，容量单位‘斗’的差异高达百分之百和百分之二百”。所以他在书中“所用的度量衡单位表，只为集镇所用的同样单位提供一个极为粗略的近似值”。后人若把所获数据视为实录，得出的就只能是一个与实际相差数倍的“实况”。故若没有据“近似值”说历史的心理准备，恐怕无法研究当年的乡村。

简言之，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题，充满变数，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在一个地理和社会环境千差万别的巨大空间里，面对度量衡相差百分之五十五到数倍的史料，若不满足于了解一个具有通性的大概状况，可商榷的地方可能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但这的确是一个久已需要的重要题目，在一个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时代，如果对这“绝大多数”及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不能了然于胸，又谈何理解中国？将那不精确而能达意的乡土展示给读者，正是史学从业者的责任。

其实“农村怎样成为问题”和“古史怎样辩”有些相类，取向都偏于“思想史的社会解读”，即不仅要陈述出当时乡村及其居民的实际状态，还需要展现具体观念和认知的出现、分享、争辩、发展和固化等步步演进的历程。所以这个题目看似实在，却比古史辨的选题更“虚悬”，因为农村怎样成为“问题”，及其所成的“问题”本身，既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进程，也是在那过程中部分由“现代”眼光所生成的，带有很强的虚拟性。

曾经被视为社会与文化基础的乡村，在近代逐渐被认为出了问题，乃至成为负面的象征（实际延续至今）。与这一过程相伴相行的，是农村成为“问题”的认知为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所分享，并最终被确立为整个中国的问题。本书以这一动态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尽量展示各种相关认知和观念的动态发展进程。既从思想史的角度重建了问题发生的具体语境，又追随蒙文通先生推崇的“以子观史”取向，力求展现更大范围的社会观感。全书所呈现的“都市眼中的乡村”，不仅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也为反思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提供了借鉴。

认识被化外的自我

从城乡日渐对立到农村成为问题，以至成为负面的象征，是二十世纪前数十年间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本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提醒我们农村和农民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轻视的重大题目，其间待发之覆尚多，不宜概念化地简单处理。这是一个敲响警钟式的提醒，我们需要真正认识到，过去以为耳熟能详人皆可以置喙的乡村，其实对时人而言已经代表着“未知的中国”，对后人更有着众多远未被认识到的面相。

从民初之人一度偏好的行业视角看，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至少到全面抗战前都未出现较大的结构转变，大体维持着一个与前相似的常态。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业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村被认为处于“崩溃”边缘。当时可见大量报纸、杂志的讨论，也有从社会调查、专业人员和政府举措等方面解决农村问题的尝试。惟既存研究多关注“成为问题”之后的农村，对于农村“何以成为问题”的讨论却一直付诸阙如。

“农村”在中国其实是个相当年轻的名相，此前更多说“乡村”或“乡土”。新的“农村”概念诞生不久，“农村出现问题”的思虑即相伴而生。或可以说，正是在“农村”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农村问题”才开始被“发现”甚至“发明”出来，并呈现在新的话语脉络中。与此前的称谓相比，“农村”概念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以行业而不是区域来说乡村，把一个原来并不怎么细致区分的事物进行严格而排他的区隔，使乡村原有的主体性被掩盖，内部相互关联、支援、渗透的事物被截然分离，而不复是一个农工商诸多事物共存或并存的自主世界，这就让我们对这片开放的乡土产生狭窄、封闭的认知，使我们的理解背离了原来活生生的网络，成为僵化不变、各自独立的单一事物。

正是在新概念创造出的新视野下，乡村开始呈现新形象，并被看出了新问题。而新的农村概念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尤其是新学生。这一转变趋势至少可以追溯到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兴起后，曾以耕读自诩的读书人开始疏离于乡村，而新生的读书人更多生活在城市中，与乡土事物渐行渐远。他们往往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个昔人熟悉的广阔空间和众多居民。随着发展中的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读书人所知的国家本体也日向城市倾斜，原来作为广土众民代表的乡村逐渐淡出，成为暌隔的异乡。这个异乡虽在国中，且占国家面积的极大部分（如果不把广大的畜牧区域计入，仅说可耕区域的中国，就是中国的最大部分），却已沦为化外。就此而言，越来越多的新知识人实际已不甚了解自己的国家。

吴寿彭曾列举当时中国社会中各种“怪奇的情状”，并指出这些“都是中国的‘现实’”，是认清“中国现时代革命的性质”所必须了解的。“不幸中国的革命者或革命的谈论者，不是见闻限于通都大邑的知识分子，便是熟视过东西洋的工业社会的人。而广大中国的社会，对于他们往往是谜样的模糊。中国实是一个未知的中国（‘Unknown China’）。”从他所列举的广大中国社会的对立面——通都大邑、知识分子、工业社会——来看，那“未知的中国”指的正是乡村。

借用旅沪川人王宜昌的话说，“有一个‘异乡’在那时的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随处可见的乡村”。异乡的“秘密”存在，意味着占人口和土地大部分的乡村已不甚为人所知。在一个国家观念上升的时代，这显然不能说是“正常”，故在五四后出现一种读书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倾向，表现为对乡村或农村的关注。这一倾向大体呈现为连贯的三部曲，先是开始关注已近于未知的农村，观感褒贬参半；接着是被关注者逐渐问题化，见解贬多于褒；最后是问题化的农村升级为“破产”或“崩溃”，表述以贬为主，甚至不贬不足以立说（虽也多出于同情，却不免表现出一种西来的“城市傲态”）。

或可以说，五四后想要认识化外的自己这一努力，并没有改变乡村在很多人心目中处于化外的现实，更多改变的是对化外者的表述（从早期的褒贬兼有转为对农村的同情与鄙视共存）。“重视”农村逐渐成为时代思想的一股主流，却也越来越多地以负面为主。于是逐渐发现（甚或发明出）农村的问题，进而把并未崩溃的乡村说成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农村。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以行业而不是区域来认识和表述乡村这一重要转变。我们可能需要记住社会学家蒋旨昂的概括，“乡是一种社区”，它可以“用生产方式来分类”，但在职业或行业上却并不限于严格的“农业”，更多表现一种充满开放的生活方式，亦即一种文化。只有接受一个虽不精确却能达意的乡土中国，才能进而理解那片土地上各式各样的人涵义丰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