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何以在学术界绽放？四位上纽大女教授的回答

不同学科领域，女性学者的比例如何？女性学者的发展真的存在“天花板”吗？相比男性学者，女性学者有哪些特别的优势？

在2024年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上海纽约大学邀请了来自哲学、历史学、商学和心理学四个领域的上纽大女教授，分享她们在学术道路上的经历和感悟。

期待她们的故事和洞察，能够为正在从事或者有志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和鼓励，也借此机会，向所有不畏艰难、勇敢探索的女性表达敬意。

Q：在您所在的领域，女性学者的比例如何？

袁源 ：我在耶鲁读博士的时候，哲学系30个教授里只有3个女老师。在北大读硕士的那个年代，女老师更少，跟站在讲台中心光芒四射的男老师相比，影响力差距非常大。最近几年，能在不同的学术场合看到更多女学者，人数比上一代多。

Heather Ruth Lee ：在上纽大，研究历史的女性教授比男性多，但我们学校的性别分布不能代表整个历史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以男性为主导。除了性别，这个领域的种族多元化也未必足够。我本人是有色人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见种族和性别的交叉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比如说，一位白人女性和一位有色人种女性历史学家，是非常不同的。把性别维度抽离出来讨论，并不足以反映现实。

田媛 ：我研究的是组织管理，性别是我研究里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我的研究来看，在大多数领域，女性学者都是少数群体。不过最近几年，医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女性研究者的人数快要超过50%，女性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少数群体。但代际差异明显，在读学生居多，教授少，职位越高，女性相对来说越少。

Katie Aafjes-van Doorn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们这个领域以女性为主。

Q：就您的观察和体感，您觉得女性学者在学术界的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Katie Aafjes-van Doorn ：我不把自己看作“女性”学者，我就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现在来到中国，就我的体验来说，性别因素并不是核心挑战。如果你对知识有好奇心，享受探索不同课题的自由，这是一个完美的职业选择。能够当一名“永远的学生”，并将此作为职业，是一种奢侈。独特的挑战可能是财务，学术界不像有的行业那样赚钱，但我相信这对男性也是一样的。

袁源 ：第一个是学生对老师存在性别偏见，会觉得男性教授比女性教授更权威，这是我在美国教书时候的感受。有一次我跟朋友聊起来，她告诉我，她在逻辑课上做助教，学生会绕开她，去找男助教讲解，而其实她各方面的能力，在我们看来，都在男助教之上。

所以，女性面对的一大挑战就是，因为偏见的存在，女性学者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以证明自己。你得做的比男性好很多，别人才觉得你也值得尊敬。

第二点是关于前辈的指导。不能否认，同性别之间天然更容易拉近距离。由于我导师那一辈鲜有女性，女学者能够获得的前辈指导，会比同辈男性差一截。而学术界里有很多规则，是需要人带，才能找到门道的。尤其是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更意识到，作为学生，当你是老师真心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帮助和托举的人，结果会有多么不同。

第三点就是大家更熟知的生育坎。我见过生完孩子，学术环境和家庭环境都非常给力的人，也见过两头都很糟糕的女性。如果没有系统性的支持，女性既想成为尽职的母亲，又在事业上不掉队，学术产量达预期，拼的似乎是运气。

田媛 ：许多学术机构，都在想各种办法鼓励女性参与，给女性机会，国家层面也推出了各种基金，但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依然存在，表现得很微妙。

比如，前几年有一篇著名的研究发现，一篇论文里同时有女性和男性作者，女性得到的肯定会比男性少。我自己的研究发现，学术研究里性别多元是一件好事，能产生更多新颖的想法，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偏见存在，女性有证明自己的压力，有可能会倾向选择独立工作，而不是与男性合作。

商学领域的女教授经常会面对的质疑是，你是否有能力教好MBA课程。我的应对策略是，聚焦自己的优势，做充分的准备。

Heather Ruth Lee ：某些类型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是性别化和种族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学术界，谋得教职，是一种颇有特权味的追求。这种所谓的特权感又是整个社会种族和等级状况的投射。

由于有些学科在性别上有一定倾向，要进入这些学科，需要建立关系网。当这些学科中没什么女性存在时，建立这样的关系网就非常困难。这是一种隐性的不平等，不是以攻击或者敌对的方式出现。

Q：女性学者的发展是否真的存在天花板？

袁源 ：有统计数据显示，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晋升的每一步，女性比例都在下降，有一点像层层天花板，也不是说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难度，比同一条起跑线的男性要大。

除了职级，还要看影响力，就是说你写的东西，能不能成为同行学者会引用和讨论的内容，影响人们的思考和行动，这一方面，女性又要比男性学者差一大截。至于如何突破，需要系统的努力。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女学者，在发挥她们的影响力，做很多突破性的尝试，这给人鼓舞。

Katie Aafjes-van Doorn ：我不觉得有玻璃天花板。在心理治疗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几位研究者都是女性，或许是因为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更多是女性。我观察到的是，女性往往是自己的敌人，比男性缺少自信。比如，我看到女同事们在申请工作时会说，我这里不完美，那里不完美，而男性会说，我可以学习这个，我能做到。

Q：女性学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袁源 ：作为在父权制体系成长起来的人，我们会对某些问题更敏感，对那些受压迫群体的写作和诉说，更容易感同身受，理解他们的洞见。比如我研究战争伦理，有时候就是能看到男性学者不容易看到的问题。但这不是因为女性天生更感性，而是我们被培养的方式有区别。与男性不一样的经历，反倒在某些时候给女性带来了独特的知识生产力。

Katie Aafjes-van Doorn ：我将自己视为一名学者，何种性别并不重要，在转型做学术研究之前，我的志向是当一名临床医生，那意味着我需要时刻待命，面对患者。现在的工作在灵活性上有巨大优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任务，平衡工作和家庭，我看到男性也是一样的。

Q：学术之旅一路走来，有没有对您影响很深的女性前辈？

Heather Ruth Lee ：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教务长衛周安，她举办了许多晚餐会，她愿意付出时间，愿意提供帮助，这些举动，会让社区里的新人感到这里有人可亲近。

袁源 ：在阅读上，对我启发很大的一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学者Anna Stilz，还有一位是Iris Young。我在耶鲁的一位老师Sun-Joo Shin，在我读博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实用的指导。

Katie Aafjes-van Doorn ：我在牛津读博士的时候，认识了Sue Lewellyn教授，她是我的榜样。她研究做得好，家庭也兼顾得好。我的母亲在我出生后就没有再工作，我从来不知道家庭和事业是可以这样平衡的。我在有了家庭以后，成为了一个更快乐的学者，同时，因为我有了学术事业，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母亲。

田媛 ：最近几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一位导师的妻子，她在巨大的家庭变故前表现出的勇敢、坚强和乐观，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和爱。

Q：如果有年轻的女学生想追随您的路以后从事学术工作，您有什么建议给她们？

袁源 ：我本科学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但我热爱的是哲学，旁听了很多哲学系的课，当我决定考哲学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但我自己知道，如果不走那条路，我会觉得自己白活了。所以，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要想一想自己究竟想过怎样的人生，如果明知会冒一些风险，也愿意去闯，那就紧随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走下去，不要限制自己，同时去寻找相信你、能帮到你的人。

Heather Ruth Lee ：我认为培养对历史感兴趣的女性很重要。如果从事历史研究的女教授越来越少，那么提供指导的女教授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作为老师，我们有责任为她们打开大门。但是，我会谨慎行事，因为我不希望人们误以为这个领域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田媛 ：做学术研究，拿到反馈很慢，一篇论文发出来可能要经过好几年的努力，还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如何忍受这个不确定，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有没有信念这么简单。要自律、坚持，把它当成马拉松。

Q：您收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或者忠告是什么？

Katie Aafjes-van Doorn ：选择你喜欢的合作者。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头脑风暴，你工作起来会精力充沛，反之，则是一种消耗。

袁源 ：努力回忆了一下，好像没想起来那种像灯塔一样照耀我的建议。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从小到大，重要的决定都是自己做的，一般不大听别人的建议。

田媛 ：生活和事业没有捷径，要勤奋、努力、坚持。

Q：如果时光回到20年前，您会告诉年轻的自己什么？

Heather Ruth Lee ：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自己的直觉确实得到了回报。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不知道如何走进男性主导的领域。我印象很深的是高中物理课堂，老师是男性，一屋子学生也都是男孩子。大学里，我没能走进经济学的课堂，对商业也没有产生兴趣。我很敬畏这些领域里的女性。我为当时的自己没有足够的韧性去尝试这些感到可惜。所以，如果回到过去，我会告诉年轻的自己要坚韧一点，去自信地把握这些机会。

田媛 ：要更勇敢一些。坚持自己想做的，面对生活里的许多不确定，都需要很多勇气。

袁源 ：做你自己。

Katie Aafjes-van Doorn ：学习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学位，不是为了教授，不是为了分数。能够从学习到理解，从理解到吸收，这是一种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