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郊这家厂是《繁花》取景地，每天有游客探出车间窗户高喊：范总，江湖再见！

《繁花》收官后，人们仍在乐此不疲地扒拉各种细节，试图留存20世纪90年代梦幻般的余味。

剧中，唐嫣饰演的“汪小姐”和董永饰演的“范总”为了外贸订单赴深圳找加工厂，在近乎绝境中与七彩服装厂达成合作。结尾处，汪小姐和范总告别，站在三层楼窗口边，在夕阳余晖中，探出她小小的身影，对着三轮车上范总远去的背影挥手，仁义又热情地大喊：“江湖再见！”。窗户下是那个时代楼体的宣传符号：宋体大红字，写着“改革开放”。这一幕，令不少观众动容。

影视片截图

《繁花》已完结落幕，但在这场戏的取景地，奉贤区奉城镇上海稚信服饰有限公司，因戏慕名而来的游客仍在不断重复模仿着这个桥段。从服装厂厂长杨稚明三楼的办公室，每天都能听到游客探出车间窗户高喊：“范总，江湖再见！”

走进稚信服装厂的车间内，不管是老旧的格局装潢、斑驳的加工流水线、缝纫机，还是年纪将近退休、戴着白色帽子缝纫女工、桌上堆积的各种布料和过道中悬挂着的款式过时甚至有些土气的成衣，都让来者仿佛回到电视剧里展示的90年代加工厂。流水线北侧就是汪小姐倚靠的那排窗户，窗框早已生锈，接缝处的玻璃胶老化开裂，沾满棉絮纤维，需花上不少力气才能推开。《繁花》剧组最初联系到服装厂时，也曾感叹过：很少能找到如此符合那个年代的场景了。探出身去看工厂门头，那面标志性的马赛克墙上，仍留着剧组写下的“七彩服装厂”的介绍。

“汪小姐”探出窗外，与“范总”江湖再见的窗户

稚信服装厂的车间，仍保留着90年代时期的样式

稚信服装厂的废弃车间，即《繁花》中的取景地

老厂长杨稚明今年72岁，1984年在奉城镇做服装厂起家，1989年开始去27号拿订单、做服装外贸。在生意最辉煌的90年代，他也曾开着奥迪车，手持“大哥大”和皮箱在黄河路宴客吃饭。某种意义上，杨稚明，也曾是千万个“范总”之一。

90年代初，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变革，整个社会仿佛被一阵春风吹拂。在这个春天里，社会各方面都焕发着生机，政策的转折、改革措施的推动、以及如杨稚明这样的企业家们的努力共同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变革的时代。杨稚明坦言，《繁花》这部剧，真实再现了他年轻时奋斗的岁月，也让他与服装厂最辉煌的时光，得以“江湖再见”。

以下是杨稚明的讲述——

“做外贸风险小，只要不做坏单子，钱肯定有”

我出生于1952年，小学毕业时，老师给我布置的结业作文，标题是“如何当一个好农民”。我那时理想抱负很宏大，想当科学家、教授、老板，就不想当农民。一气之下，就不再上学了。或许是当时埋下的伏笔，我变成如今这样，很大程度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社会上是完全不同的天地。爸妈劝我当个农民，起码有口饭吃。但我个子小，人又瘦，农活干不动。再说，我总觉得这辈子在地里干肯定不行。

当时流行做裁缝，我就去学。经朋友介绍去四团镇拜师，我就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学裁缝。先骑自行车，再转公交车，路途遥远，每天凌晨，天还是黑的，我就得赶回去劳动了。

学了两年手艺后，我被抽进镇里的服装联办厂、皮件厂，因为干活利索，很快从流水线工人做到技术员、车间主任，最后调任厂长。有了经验积累，1984年，我借了十万块钱，又租了皮件厂生产大楼的一个层面，开办了奉城服装厂，开始创业单干。

稚信服装厂的废弃车间，即《繁花》中的取景地

服装厂的第一个订单是代加工“万体牌”衬衫，这个品牌算是配合徐家汇万体馆落成而兴起的，市面上小有名气，一件卖十几块钱，我们厂代加工的收益，是每件0.72元。最初，“万体牌”不肯让我们贴牌，看不上我这个乡下小厂，声称我们要花一年时间，才可能做到原版衬衫那种质量。

我不甘心，举全厂之力钻研假领子，因为领子的工艺是最复杂且要求最高的，能做好领子，别的都能过关。一个月后，果真让“万体牌”衬衫厂商刮目相看。凭这项工艺，我们厂还在后来上海衬衫行业举办的大赛中夺得冠军，从此在服装圈子里出名，“万象牌”、“恒源祥”衬衣都让我们代加工，72个人的流水线，一个月就能赚50万。

稚信服装厂做的贴牌衬衫

1989年的《解放日报》曾刊登杨稚明的奉城服装厂事迹

赚钱后，我筹建了现在的厂房，光打造电视剧里出现的那面马赛克墙砖的门牌就花了将近20万。当时被别人骂是傻子，这么多钱，明明能造很多房子，却偏砸在派不上用场的门牌上。但我心里清楚，一个好的门牌抵得上十个供销员，让别人一看觉得厂子有发展前途。后来有外贸公司来我们这考察，也就是被这个门牌吸引住的。

影视片截图

上海稚信服装厂，马赛克门头上仍保留着《繁花》剧组留下来的黑板报

生意做大了，我给服装厂更名，开始做自己的“稚新牌”（后更名稚信）衬衫，一件卖20多块，销往广东、广西还有香港等地。最初销量很好，单子一堆。

1989年起，我开始做外贸。当然，我们这样的小厂只有在需要上级部门审批时才能去外滩27号拿，更多是去西藏路靠近外白渡桥附近的服装进出口公司，里面分美国、日本、欧洲等公司，与我们厂对接的是日本公司。拿订单，贴牌做各种销往日本的工作服。等出货时，要送到高阳路码头上的仓库统一整理分类，看上去就是“汪小姐”劳动的地方。

做外贸听起来“高大上”，风险比内销小得多，收款稳定，只要不做坏单子，钱肯定是有的。

90年代的《奉贤报》曾刊登，杨稚明被称为“乡镇企业经营者，市场经济弄潮儿”

稚信服装厂的样衣间

“手提皮箱是黄河路上的标配，钱可以没有，但派头一定要掼”

90年代初，黄河路上的饭店，可不是谁都能进的。

自从开始做外贸，接待客户朋友，都“行”（流行）去黄河路，高档，灯火辉煌，让对方感到自己是贵客。

我那时走在黄河路上，都是一手“大哥大”，一手提皮箱，大衣里面穿西装，这是标配，让自己乍看像港商。其实皮箱里面都是空的，我这样的乡镇企业小厂长哪来的钱？装装样子掼派头呀。真要装满，10万块都放得下。

老厂长杨稚明，年轻时就是拎着这两个皮箱，去黄河路上“掼派头”

老厂长杨稚明，年轻时就是拎着这两个皮箱，去黄河路上“掼派头”

我还买了车，奥迪100，当时将近50来万，是奉城镇第一辆奥迪，用来充面子。从奉城的工厂开到黄河路，要先开过泥路，再从西渡过摆渡，沿着老沪闵路一路向北，一趟要两三个小时。可在黄河路上，我那辆奥迪，根本排不上档次。

其实我们这种小厂长，是订不到黄河路上饭店位子的，更别提包厢。所以每次请客，要提前通过另一位生意做得更大朋友的门路，请他带进去。他天天在黄河路上“混”，每家店都搞得定。

在黄河路上吃饭，一顿总归要千把块钱，因为要接待客户，每个月都要去上一两次。这个价位跟频率当然是不好跟《繁花》电视剧里的老板们比，但那时，上海职工平均工资也就300左右，这个花销属实不算小。

这也是电视剧跟现实不同的另一个地方。电视里，老板们去黄河路上，吃饭是次要，谈生意是主要。而对我来说，只有签下单子，才舍得去黄河路上庆功答谢。也或许是我读书少，见识少，把“黄河路”就当“饭店路”，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饭桌上搞不出什么花头经，生意也没因此做大。

老厂长杨稚明的皮箱内，仍存放着过去做外贸时使用的护照与外币

老厂长杨稚明的皮箱内，仍存放着过去做外贸时使用的护照与外币

而当时跟我一起在黄河路上吃饭的弟兄们，以及那位在黄河路上“很搞得定”的朋友，生意能一直红火的也没几个，大多数人，如今都落得跟我差不多的光景。

“服装厂是我的心血，也是一生的荣耀”

“天气不会一直好下去，人不会一直占上风”。《繁花》里爷叔说的这句话，套在我身上同样合适。

1998年以后，我的服装厂开始走下坡路，外部变革太快，反倒让厂子的发展变得混乱。那时其他很多国营企业跟乡镇企业也都在走下坡路。

稚信服装厂的车间，仍保留着90年代时期的样式

稚信服装厂的废弃车间，即《繁花》中的取景地，“汪小姐”跟“范总”曾在此处与厂长谈合作

稚信服装厂的废弃车间，即《繁花》中的取景地

2004年有次重大的变故。由于我学历低，知识面狭窄，法律意识欠缺，沿用旧时的“野蛮生长”的管理模式，违反了新劳动法有关规定，厂子被罚款一百多万，原来六个车间，也锐减剩两个。

稚信服装厂的车间，仍保留着90年代时期的样式，纺织女工在加工布料

但下坡路上也有小高峰。2008年金融危机，却是服装厂业绩最好的一年，靠外贸挣了1000多万。同一时期，我女儿大学毕业了，我算着自己快到退休年龄，就想在高峰时把工厂交给她。我对年轻人给予厚望，她上过大学，还会用电脑，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总要强过我这个小学文凭的老头子，我希望厂子能在她手里发扬光大。

于是，隔年2009年，恰逢企业创办25周年，我轰轰烈烈办了一场“传承大会”，在众人的见证下，正式将服装厂交给女儿女婿。

女儿是学生物的，打从一开始，就对做服装厂没兴趣，我和她毕竟是两代人，对厂子的发展和管理，意见分歧很多。

上海稚信服装厂墙上的破旧介绍，企业发展时间线停留在2009年 季雨诞/摄

上海稚信服装厂现状

年轻人可能对传统服装厂的前途不太看好。但我觉得，只要有人还在穿衣服，只要肯努力，总能做下去。

去年，女儿彻底退出放弃了这个厂，我还守着这个厂，依然做外贸，靠老朋友给我些二手单、三手单勉强支撑。流水线车间里还剩下不到20个老员工，等他们这几年陆续退休，服装厂也就关了。

今年是服装厂创立的40周年。服装厂是我的心血，也是我一生的荣耀。

杨稚明翻看工厂25周年时做的纪念册

老厂长杨稚明

【记者手记】

《繁花》电视剧里，宝总有句台词：感谢这个时代，走在1993年的南京路上，你会觉得那是个会飞起来的时代。

作为没有机会亲眼见证90年代上海真实模样的“00后”，在看过《繁花》电视剧后，我脑海中一直有个疑惑：那时是不是真的遍地黄金和机会？站在风口上，是不是谁都能乘风而起？

因缘际会让我去到了“汪小姐”改变命运的“七彩服装厂”，并结识了故事以外的、真实参与过那个时代的“范总”。杨稚明的服装厂，至今仍保留着30年前的模样，尽管破旧落寞，但从中仍可窥见过去的繁华。

采访中，杨稚明谈到最多次数的话是：看了《繁花》，我真的觉得很羞愧，我赶上了那个好时代，但没能像范总跟汪小姐一样，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这么好。

可事实是，《繁花》的故事戛然而止在1994年。在那之后，无论是宝总、汪小姐、还是范总，随着时代继续变革，他们的发展与结局，我们都无从得知。

尽管杨稚明和服装厂没能迎来观众期待的、大团圆式的“happy ending”，但从他的故事里，我仍能感受到那个人人都渴望向上、渴望蓬勃生长的时代，看到民营企业家如何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共同参与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高增长。

作为伴随时代成长的开拓者，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有人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落寞凋零。但无论哪种结局，都很珍贵。因为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成为市场的铺路石。

而往另一方面说，成功，从来不只是靠时代。时代很重要，但能紧紧抓住每一个时代的机遇，更重要。改革开放至今，股市、期货、房地产、互联网、电商，每个时代都有其标志性的机遇节点，机会从不只青睐一代人。做好准备，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