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中国行在即，中国学界如何看待他的“流散写作”

3月5日至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将首次访问中国，在上海、宁波与北京三地展开多场文学与文化交流活动，并与中国作家莫言、孙甘露、格非等对谈。这也是疫情结束以来，首位来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中国行活动将由澎湃新闻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主办。

对于中国的专家和读者来说，古尔纳已不算陌生。目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出版古尔纳的10部长篇小说作品——包括第一辑《天堂》《来世》《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海边》，第二辑《离别的记忆》《朝圣者之路》《多蒂》《遗弃》《砾心》。他善于描摹离散者与异乡人的世界，而“记忆”“难民”“身份认同”，以及“残酷”“爱”与“软弱”等是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在此次中国行活动上，古尔纳与孙甘露将以“离散的人，寻着故事回家”为主题展开对谈。孙甘露曾谈及古尔纳在叙述上的复杂性，并将古尔纳与奈保尔进行比较，“奈保尔可以把他想讲的全部都讲出来。古尔纳通常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藏在他讲的那个意思下面，这对读者来说是需要费一点脑筋的。”他认为，古尔纳文本的复杂性是因为其背后蕴含了大量我们所不太了解的知识。

毛尖分析，古尔纳写作的复杂性与他丰富的文学资源与文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既有莎士比亚的文学资源，也有《一千零一夜》的传统。仅仅将其放在后殖民主义作家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对古尔纳来说是一种“窄化”，“古尔纳身上有非常多的面向——他有后殖民的面向，有魔幻现代主义的表征，他还有欧洲知识分子的书写方式。”毛尖说道。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卢敏指出，古尔纳在英国文坛非常，不仅创作，还研究、教书，涉及面很广，他主编的两套非洲文学论文集影响很大，长篇小说一部接着一部。“他还一直站在非洲的立场讲述非洲的故事，读者会觉得他很可信。他自己也身处一种流散的状态，所以他很关注坦桑尼亚人在异国他乡的遭遇和处境。”

古尔纳作品

袁筱一认为，古尔纳的特点在于他通过写个人记忆的方式来写集体记忆。他所有的小说中其实都穿插着大量的世界记忆，比如《多蒂》中的肯尼迪竞选总统与肯尼迪被刺杀的事件。因此可以看到他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世界经历了什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今天的文学比较偏好的一种倾向，因为世界的这些大问题是讲不清楚的，你只能够回归到人再来讲这些问题，而人的基本问题从来没有变过。这也是为什么古尔纳写《砾心》可以借助莎士比亚的壳。”

《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来颖燕表示，古尔纳令她印象深刻的不仅仅在于题材，更在于他对于人性的揣度和捕捉。“埃科曾经说过，我们为什么需要小说？就是因为所有小说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生，为什么死这样一系列问题。我觉得古尔纳其实就给到我们这样一个很完整的他写小说的历程，并且他的非洲裔身份，以及他黑色肌肤的身份，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可以放大这些人性问题的透视镜，”来颖燕评价道，“他确实是把非裔身份作为一个研究‘人’的进入方法的。”

古尔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形容古尔纳是一位“生活在别处”的作家，古尔纳在作品中并不着重于处理民族主义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认同西方文化。例如，他在《砾心》中淡化了革命记忆对于主人公的影响，因此他不着重于处理自己国家的问题，而是寻找父系。他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古尔纳是在通过文化的意义构造自己的网络，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根。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张峰认为，在古尔纳的小说中，读者不难发现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出于对非洲故土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流散者们希望在英国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非洲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以及英国社会的排外，他们又很难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不停地在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回忆之间协商，试图找到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