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评《花之语：英国古典版画里的花草秘事》︱一花一世界

1815年2月10日，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在给首相的信中写道：“国家的政治形态可以比喻为一棵树……如果我们不给根部肥料，树枝、树叶、花、果一定会有衰退或枯萎，事实上，根部获得营养越有效率，上面的整体就会越茂盛和繁荣。”

班克斯在信中把英国国家政治比作植物的譬喻并非信手拈来。英国人对植物的喜爱近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据统计英国有两千七百万人将园艺作为业余爱好，这个数字占了英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花草树木以各种形态出现在英国的皇家庄园、贵族私人花园和平民百姓的乡间村舍中，林林总总的植物园更是不计其数。以始建于1759年的皇家植物园林邱园（Kew）为例，在占地面积约一百三十二公顷的园内总共种植了五万多种植物，堪称世界之最。2003年，邱园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以邱园为代表的英式园林（English Garden）起源于十八世纪，它不仅对英国的文学、建筑和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渗透到英国人的平常生活中，孕育了以追求诗情画意、崇尚自然之美为要旨的“如画”（picturesque）趣味。无疑，花草树木在英式庭院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常年居住在爱丁堡的崔莹博士对英国文化熟稔于心，她的最新力作《花之语：英国古典版画里的花草秘事》（以下简称《花之语》）选取了花草这一视角，引领读者来深度解读英国的风土人情。其实，以花为媒讲述英国文化的书并不少，笔者的书架上就有英国作家卡西亚·波比（Kasia Boddy）的《花朵小史》、杰姬·伯内特（Jackie Bennett）与理查德·汉森（Richard Hanson）合著的《作家的花园》。虽主题类似，但《花之语》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一百五十朵花为框架，每一朵花独立成章，每一章都配有十九世纪英国插画师、植物学家爱德华·休姆（Edward Hulme）绘制的彩色版画，图文并茂地为读者解开每朵花背后的秘密。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天真的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中写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在某种程度上，《花之语》恰到好处地呼应了这位伟大诗人在诗中传递的哲思——大千世界尽显于一朵小花之中。作者笔下的一百五十朵小花开在英国的漫山遍野，又随风飘入英国古老的历史长河，它们化身为河中一粒粒砂石，在时间的冲刷下，构筑起各自的世界和天国。

一、花情：英国特性的凝聚

1997年，戴安娜王妃遭遇车祸，意外离世。英国知名音乐人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创作了歌曲《风中之烛》（“Candle in the Wind”），又名《再见，英格兰玫瑰》（“Goodbye England’s Rose”）。1997年9月歌曲发行后，它长期稳居英国单曲排行榜第一，成为英国乐坛史上最畅销的单曲。艾尔顿·约翰在歌中深情地唱道：“再见了，英格兰玫瑰/失去你灵魂的国家迷失了/多少人失去你怜悯的羽翼/你再也不会知道。”艾尔顿·约翰用玫瑰寄托哀思，以此向戴安娜王妃致敬，足见玫瑰在英国文化中的地位。事实上，玫瑰是英格兰的国花。以花喻人，把优雅端庄的戴安娜比作娇艳动人的玫瑰再恰当不过。一朵英格兰玫瑰不仅饱含英国大众对戴安娜王妃的深情，也凝聚着独一无二的英国特性（Englishness）。

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五彩斑斓的“花花”世界里，英国人为何对玫瑰情有独钟，让它享有“国花”的美誉？《花之语》穿梭于远古与现代之间，一路探寻答案。时光轴回到五百多年前十五世纪的英国，爱德华三世（1327-1377）的两支后裔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为争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爆发了激烈的内战。红玫瑰代表兰开斯特家族，白玫瑰代表约克家族，两军交战，史称“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1455-1485）。玫瑰虽浪漫，但战争是残酷的。玫瑰战争期间，二十四个家族灭绝消失，英国贵族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这场战争最终以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与约克的伊丽莎白联姻而告终，从而开启了都铎王朝的时代。玫瑰战争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英格兰中世纪的终结，也意味着英国文艺复兴的开始。为了纪念这场战争，英格兰以玫瑰为国花，并把皇室徽章改为红白的“都铎玫瑰”（Tudor rose）。

犬蔷薇（野玫瑰）

读到此处，笔者不由联想到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脍炙人口的诗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诗人用猛虎和蔷薇来形容人性中刚柔并济的两面，其英文原文是Tiger Sniffs The Rose，所以译文中的蔷薇即玫瑰。在《花之语》中，作者用“有花有刺的人生”来形容玫瑰的双重特征——它彬彬有礼，刚毅独立，却又难掩锋芒，胸怀大志。综观英国历史，没有比玫瑰更能恰如其分地形容英国特征的植物了。在世界地图上，远离欧洲大陆的英伦三岛不过弹丸之地，但拥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英国人并非山野村夫。他们自律勤奋，骁勇善战，野心勃勃，不仅发起了两次工业革命，还创造了“日不落帝国”的神话。正如在书中所言：英国人像玫瑰一般，“自由生长……看似娇嫩羸弱，却拥有足以保护自己的锋芒。”此番描述不正是英国特性的彰显么？

《花之语》体量惊人，总共涵盖了英国的一百五十种花，“玫瑰人生”不过是其中一种。为何要挑选这一百五十种花，作者在“自序”中给出了解释：“这150种花，每种花都有打动人的品质，如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某个闪光点。这些花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在努力盛开。”书中的每一朵花都有着自己“花样年华”，它们从各个维度映射了英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

二、花事：大英帝国之梦

佛家典故中有“花事荼蘼”一说，指的是花朵在生长过程中最绚烂、最繁盛的样子。从初生发芽到枝繁叶茂，从含苞待发再到花团锦簇，花的生命历程像极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本文开头提及的班克斯的“植物政治”正源于此。

历史上，花与植物的“联姻”最早发生在英国。十二世纪来自法国的安茹贵族开始统治英格兰，首任国王亨利二世宣告了英国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1154-1399）的建立。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金雀花”，据说是因为亨利二世的父亲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五世酷爱用金雀花来装饰帽子，后人便用这个花名来称谓安茹的若弗鲁瓦家族。金雀花王朝是英国文化较为繁荣的阶段，文学、教育和政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1387）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被确立为通用语言，世界上最古老的两所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亨利二世的第五个儿子约翰王（King John）签署了《大宪章》（Magna Carta，1215），从此王室权力被大大削弱，英格兰议会（Parliament of England）也随之成形。

金雀花王朝建立之后，英国又经历了“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1337-1453）和“玫瑰战争”的洗礼，国力逐渐强盛，很快打败了西班牙和荷兰，成为了海洋霸主。从十八世纪起，英国的植物学家、探险家借科学之名，开始航海探险，掠夺海外资源，致力打造大英帝国之梦。在这个庞大的海外扩张计划中，植物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寓意。

《花之语》敏锐地捕捉到花朵在英国历史中的角色变化——英国人对花草的喜爱不仅仅是热爱大自然，其背后还有更为隐秘的动因。说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罂粟。在《花之语》的一百五十朵花中，第十一朵是虞美人（common poppy），第一百四十一朵是黄花海罂粟（yellow Horned-poppy）。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两者的英文名都有poppy这个单词。从植物学角度说，虞美人和黄花海罂粟都是罂粟科罂粟属的草本植物，但在文化功能上两者却迥异。红色的虞美人是英国国殇纪念日的专用花，用来悼念战死沙场的士兵。每年11月11日，走在英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胸口上佩戴虞美人的行人。在英国文化中，虞美人与战争有关，作者认为其花语是“生离死别和悲歌”。与生长在田野间的虞美人不同的是，黄花海罂粟多见于英格兰沿海沙地和石头地，它看上去颜色鲜艳，模样娇美，但“黄花海罂粟的所有部分，包括种子都有毒”。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近亲”——鸦片罂粟（opium poppy）。在书中，作者首先从外观上区分了虞美人和鸦片罂粟的不同：“虞美人茎秆纤弱，有浓密的糙毛，罂粟茎秆则相对粗壮，光滑或糙毛少；虞美人的花茎小，罂粟的花茎大；虞美人的叶片呈羽状分裂，叶质较薄，罂粟的叶片不分裂，叶质厚实。”除了外观有显著不同之外，鸦片罂粟在英国历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功能。

虞美人

英国人认为，鸦片对治疗各种“文明病”——焦虑、烦闷、疲劳、疼痛等——有奇效。不少英国大文豪吸食鸦片成瘾，渴望从中汲取灵感。文学批评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是著名的瘾君子，以此来缓解胃疼和风湿。1821年，他出版了《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一书。他在书中写道：“鸦片！引起了想象不到的快乐和痛苦的可怕的药剂啊！”巧合的是，德·昆西的好友，大名鼎鼎的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竟有相同的嗜好。其传诵甚广的诗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是柯勒律治在吸食鸦片之后梦境中出现的场景。睡梦中，诗人神游到了元大都“仙那度”（Xanadu）。一觉醒来后，柯勒律治急速记下了梦中所见，所以这首诗歌还有一个副标题“或，梦之境，一个片段”（or, a Vision in a Dream）。

黄花海罂粟

如果说鸦片是文学家们的灵感“催化剂”，那么在英国对外扩张的进程中，鸦片成为海上贸易的“抢手货”。1757年，英国统治了印度，从此产生了一条巨大的鸦片贸易垄断体系。从销售到制造，鸦片贸易创造的高额利润占了英属印度总收入的七分之一。十九世纪，鸦片在中国流传开来。英国人企图用小小的罂粟果鸦片来打开通往中国的商道，由此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小说《罂粟海》（Sea of Poppies）再现了大英帝国阴霾下动荡不安的殖民年代，漂浮在罂粟花海上的是殖民者的贪婪和罪恶。

从红色虞美人到黄花海罂粟，再到鸦片罂粟，《花之语》中的花事呈现近百年来罂粟科植物在英国文化中的角色演变过程，英国园林产业繁荣的深层动因也在花事叙述中被解密了：植物与帝国的结合催生了对权力与金钱的欲望，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英国从弹丸岛国迅速扩张成“日不落帝国”。不过，正所谓“花无百日红”，盛极一时之后紧随而来的是枯萎、凋谢。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日渐衰落，退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三、花史：中西文化的交汇

除了花情、花事之外，《花之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史为鉴来记录中西文化交汇的瞬间。英国的植物种类丰富，很多花草是远隔重洋的舶来品。如前文所述，在英国殖民扩张期间，不少植物学家打着“科学探索”的名号，跋山涉水，远赴异国他乡，寻找海外商贸的契机，充满东方异域风情的中国是他们心驰神往之地。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作者自然不会错过如此有趣的话题。她在《花之语》中如实写道：“19世纪初，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大潮，前往世界各地探险、寻求新事物的英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达尔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便得益于他的数次航海探险。”依据这条线索追踪下去，读者可以发现，与达尔文经历相似的英国植物学家还很多。比如，《花之语》中的第二朵小花棣棠是从中国带到英国的。1804年，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园丁威廉·科尔（William Carr）受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班克斯的派遣，在海上颠簸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抵达中国。他在中国广东生活了八年，采集了不少中国植物的种子，通过海运送达邱园，其中就包括棣棠。

棣棠

名单远不止于此。英国人喜爱的百合花同样经过了海上冒险之旅，才在英伦三岛扎根。1881年，爱尔兰植物学家奥古斯丁·亨利（Augustine Henry）来到上海。他在湖北发现了带有黑色斑点的虎百合。1903年，英国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在四川岷江流域发现了帝王百合。威尔逊用十多年时间深入中国西部，总共向西方引进了约两千种亚洲植物品种。除此之外，《花之语》还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世界有1000多种杜鹃花，爱丁堡植物园有600多种，其中的400多种是苏格兰人乔治·福雷斯特在中国发现、搜集并带到英国的。”为了搜集杜鹃花的各类品种，福雷斯特曾七次亲赴云南，最后因心脏病突发在云南去世，从此永远留在了中国。

紫杜鹃

以上三个花种不过是管中窥豹。《花之语》对花史的介绍让读者能够清晰地梳理出一条有关花朵前世今生的线索。英文中有一个单词是diaspora，从词源上说它来自希腊语diaspeirein，其中前缀dia意为“散开”，单词后半部分的speirein指播种、散布。所以，这个英文单词最初指的是植物花粉、种子随风飞散，而后得以传播、繁衍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diaspora一词的意义发生了演变。在打破了区域与国别壁垒之后的跨民族交际中，diaspora指的是多元文化的交互、融合，以及以新的形态在海外的繁衍、生存。在笔者看来，原本生长于中国的棣棠、百合和杜鹃花的“西行之旅”完美地诠释了diaspora的含义。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植物学家带着抱负、使命来到中国，在搜集植物物种的同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中西文化的“摆渡人”。以上文的奥古斯汀·亨利为例，他认真研习过中文，对中国文化较为精通。1888年，亨利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期刊出版了一份中国植物名录，当时名录中还有很多未知物种。后来，在亨利不懈努力下，二十五个新属、五百个新品种被逐一确认，这极大地推进了世界植物学的发展。如此说来，追溯花的历史就是探寻中西文明互鉴、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而这正是《花之语》与其他西方同类读物的显著区别。

花情、花事、花史构筑了《花之语》的多维空间和多彩世界。在书的扉页，有一张精美的书签，它是英国诗人、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设计的繁复花样——一朵朵色彩亮丽的花在盘根错节之间热烈绽放，每一朵小花的意义就存在于这个枝繁叶茂的世界中。它似乎在暗示读者，这是开启“一花一世界”的钥匙。如果想要探索这个生动有趣的花花世界，请你拿着这把钥匙，开始一次奇妙的阅读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