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笔迓新禧”——乾隆朝养心殿明窗的贴落画

“旧宫新语”以宫廷原状空间为切入点，力图以小见大。从今之所存，还原历史上的艺术与文化、礼制与文明。研究对象不止于物之本身，更关注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联系，及人与人通过物这一纽带而形成的空间轨迹。以家具为例。家具不仅是家具本身，更是文化载体，其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贸易往来、礼制规范，甚至与“人”的发育水平息息相关。家具的陈设，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生活方式、礼仪风俗，甚至可以体现使用者的个人特质。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课题“怀抱古今：从养心殿陈设所见清帝的审美与情怀”（项目编号：WB1030201810）阶段性成果之一，原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1期，第76-91页，经作者修改，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一、明窗开笔与“金瓯”杯、“玉烛”台

在每年举行的各种庆典活动中，清代皇室特别重视元旦、冬至和万寿节，视它们为“三大节”。乾隆帝对新年伊始的元旦更是尤为关注，除每年举行大规模的宫廷迎新活动外，往往还通过亲笔或谕令宫廷画家绘制“岁朝图”等书画活动加以庆贺。据统计，“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起，皇帝每年第一首题画诗必是‘题某人岁朝图’，直到嘉庆二年（1797），共持续二十九年，并且很多年份题了不止一幅‘岁朝图’”[1]。另外，乾隆帝还将始于雍正朝的养心殿明窗开笔活动作为元旦节庆的重要内容，并定制推行。

养心殿明窗位于东暖阁临窗处，“阁之西南曰‘明窗’”[2]，“取窗纸通明，亦寓明目达聪之义”[3]，面积仅约6平米，现已无存。由同治六年（1867）东暖阁添改装修地盘画样〔图一〕[4]标示可知，其南有窗户，北为隔断墙，东有出入门，西为与明间正殿相隔的墙壁，沿西墙设有一皇帝宝座床，供其盘坐。

〔图一〕 养心殿东暖阁添改装修地盘画样 （明窗位置）

除夕夜，皇帝要独自在明窗开笔，故又称“元旦开笔”“元旦动笔”“元旦试笔”“元旦举笔”。对此，嘉庆帝在《养心殿联句有序》中有较详细的介绍。他记载，“东暖阁明窗开笔之典始于皇祖，而皇考继行之”，自己被“宣谕立为皇太子”后，“蒙召，至养心殿东暖阁明窗，教以先朝留贻例典及开笔御用法物”之事。同时，嘉庆帝还讲述了如何使用“法物”及开笔的过程，言：“于每岁元旦子刻，即躬御是处，案设金瓯一，中注屠苏；玉烛一，手引发光。先御朱毫，后染墨翰。其笔管端镌字曰‘万年青’，管曰‘万年枝’，各书吉语数字，以祈一岁之政和事理。复进本年时宪书，流览一通，以寓授时省岁之义。”[5]由此而知开笔的主要内容：一是“以祈一岁之政和事理”，由皇帝用朱笔、墨笔在黄色笺纸上写吉祥语，如墨笔书“三阳启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图二〕，朱笔书“嘉庆元年，元旦良辰，宜入新年，万事如意”等；二是“以寓授时省岁之义”，浏览由钦天监奉上的记有新年大小月、二十四节气、吉时吉日内容的时宪书（即历书）。这两项内容都关系着国政民事，因此，明窗作为皇帝在岁首“试笔迓新禧”[6]之地，在宫廷建筑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

〔图二〕 嘉庆帝元旦书吉语

开笔中提到的“法物”有“金瓯”“玉烛”和“镌字曰‘万年青’”的毛笔等。其中金瓯杯〔图三〕是盛屠苏酒[7]的器皿，金瓯比喻疆土完固、政权稳定，典出《南史》“朱异传”[8]，因此，其上刻有“金瓯永固”四字，意寓用此杯喝酒江山稳固。目前，“金瓯永固”杯存世有4个，其高度和形制大体相同：杯的内部涂金，外部饰以名贵的珍珠和红蓝宝石和碧玺等，杯两侧以直立的夔龙为耳，以三个卷鼻象头为足，极尽奢华。玉烛台〔图四〕用于插蜡烛，玉烛典出《尔雅·释天》[9]，有“四时风调雨顺，寒燠合序”之喻，因此，其上刻有“玉烛长调”四字，寓意着天地平安风调雨顺。现存世有2件玉烛台，器型由细到粗，典雅优美又不失稳重。

〔图三〕 金质 “金瓯永固” 杯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采自许晓东《返绝久非藉沧桑全亦奇——记四件“金瓯永固”杯及其他》，《紫禁城》2012年第12期

〔图四〕 “玉烛长调” 台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特定环境下的器具，“金瓯”杯和“玉烛”台不仅可以增强开笔礼的仪式感和严肃性，也赋予开笔仪式以吉祥寓意。统治者希望它们能够给清王朝带来“玉烛光辉福遍锡，金瓯巩固德常新”[10]的家国吉祥。

二、与明窗有关的三幅“岁朝图”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以下简称《活计档》）记明窗的西面墙于乾隆朝张贴过“守岁图”[11]。守岁是指“终夜不睡，送旧岁，迎新岁”，因此“守岁图”与新年首日（农历元旦）的“岁朝图”相类，也被称“岁朝图”。

〔图五〕 郎世宁等 《岁朝图》故宫博物院藏

目前，乾隆朝宫廷画家绘制的“岁朝图”有数幅，其中带明窗开笔时专用的“法物”金瓯杯和玉烛台的有三幅，分别是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沈源、丁观鹏、周鲲合绘《弘历岁朝行乐图》（简称郎世宁等《岁朝图》）[12]〔图五〕、清佚名《弘历古装行乐图》（简称清佚名《古装图》）〔图六〕和清佚名《弘历岁朝行乐图》（简称清佚名《岁朝图》）〔图七〕。

〔图六〕 清佚名 《古装图》故宫博物院藏

〔图七〕 清佚名 《岁朝图》 故宫博物院藏

三幅图均为绢本工笔人物画，内容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如乾隆帝均为身着古装、头束金冠，冠上饰红缨，怀抱精致的如意，在廊檐下端坐的模样。又如，都绘有迎新年特有的“踩碎”[13]场景，以求岁岁平安。此外，图中表现金瓯杯和玉烛台的位置也基本相同，作为重器，它们皆出现在离乾隆帝最近的左右两侧。如在郎世宁等绘《岁朝图》中，一戴巾结髻的男子，谦恭地站在乾隆帝左侧，他手捧漆制托盘，盘上金瓯杯与玉烛台并置〔图八〕；而在清佚名《岁朝图》中，以漆盘托金瓯杯和玉烛台的青年男子分列乾隆帝左右〔图九〕；在《古装图》中，手捧托盘呈金瓯杯者站在乾隆帝右侧，手捧托盘呈玉烛台者〔图十〕和手握长戟者位居乾隆帝左前方。本文将重点讨论这三幅以明窗守岁为主题的岁朝图。

〔图八〕 郎世宁等 《岁朝图》 中的金瓯杯与玉烛台

〔图九〕 清佚名 《岁朝图》 中的金瓯杯与玉烛台

〔图十〕 清佚名 《古装图》 中的金瓯杯与玉烛台

（一）两幅《岁朝图》辨析

乾隆十四年（1749）《活计档》中，有一条关于明窗画作的档文：十一月初三日，“太监胡世杰交《明窗守岁图》（以下简称‘明图’）大绢画一副，传旨：着丁观鹏、余省、周鲲、张镐照《明窗守岁图》绢画尺寸，另画《雪景守岁图》（以下简称‘雪图’）一幅”[14]。其具体要求是：“添画房屋，内外曲折，人物收小些，添盆景、天竺花草等，勉力比小吊屏画的再细致些，用好骚青、西洋红。钦此。”[15]事隔二天即初五日，太监胡世杰又奉乾隆帝旨意：“交焦秉贞《人物册页》一册，传旨：《（雪景）守岁图》着仿此册页画人物，衣纹着姚文瀚画，脸像着丁观鹏画。钦此。”[16]初六日，太监胡世杰又奉乾隆帝旨意：“交冷枚《汉宫春晓手卷》’[17]一卷，传旨：《（雪景）守岁图》上红墙仿此手卷上墙垣⋯⋯”[18]

〔图十一〕 清佚名 《岁朝图》 中的盆景

据上述档文判断，这幅被乾隆帝高度重视、连下数道谕旨，由丁观鹏等人绘制的“雪图”，应当就是清佚名《岁朝图》。该图与郎世宁等《岁朝图》和清佚名《古装图》相比，确实“添画房屋，内外曲折”，其远景添有高低错落的宫殿群、攒尖式屋顶的亭子；中景添有卷棚顶和重檐攒尖顶的华美楼阁。同时增添了大量“曲折”的游廊、路径和墙垣。再有，按照“人物收小些”的要求，此图人物是三幅图中比例最小的。为了避免画面冷清，画家在缩小人物的同时增加了人数，全图加上乾隆帝共绘72人，成为三幅图中表现人物最多的作品。此外，在这幅图中还可见档文要求添加的“盆景、天竺花草”，盆景，由不同造型的蓝、绿、黄釉花器组成〔图十一〕，摆放在廊檐下的白色石案上，盆中分别种有代表团圆好运的水仙、寓意长寿健康的灵芝和象征富贵的牡丹，烘托着喜庆的氛围。“天竺花草”是以侍者向乾隆帝献岁朝清供的方式表现〔图十二〕，在侍者所抬古朴典雅的瓶中，插有南天竺、松枝、腊梅以及山茶花，代表健康幸福等美好意愿，也给寒冷的冬日带来蓬勃生机。设色上，此图依档文加入了其他二图没有的“骚青、西洋红”，如以高浓度的骚青色在人物服饰、墙头、屋脊上晕染，分外醒目；以品质极佳的西洋红染就仿冷枚的“汉宫墙垣”，色泽鲜亮而夺目。该图除在绘制上满足了档文的各种要求外，还通过积雪的场景及皇子、宫中女眷堆雪狮等来表现浓浓的雪意，从而又进一步表明此图便是乾隆十四年下旨绘制的“雪图”。

〔图十二〕 清佚名 《岁朝图》 中的 “天竺花草”

既然档案中的“雪图”就是清佚名《岁朝图》，那么“明图”又是哪件呢？根据“雪图”要照“明图”的“绢画尺寸”推断，与清佚名《岁朝图》同为绢画、纵横尺寸完全相同的郎世宁等《岁朝图》应该就是“明图”[19]。这两幅图之间的相似处还有许多，如在景致设置上，均有中央开阔的院落、挂彩灯的游廊、堆砌的雪狮子，甚至近景松树婆娑的姿态、树干上呈“8”字纹的疤痕等〔图十三，图十四〕，几乎都是一致的。营造方面，则有相同的歇山顶、双勾连搭顶的建筑和折曲的墙垣，并且在画幅左侧相同位置，二图都绘有一卷棚顶建筑的局部，只不过一个是红墙一个是灰墙。此外依据档文要求，仿品“雪图”要“添盆景、天竺花草等”，说明母本中没有盆景、天竺花草，的确在郎世宁等《岁朝图》中没有这些景致。

〔图十三〕 郎世宁等 《岁朝图》 中的松树

〔图十四〕 清佚名 《岁朝图》 中的松树

需要补充的是，郎世宁等《岁朝图》和清佚名《岁朝图》的黄锦外套[20]和缝在套上的黄绫子外签，其长短尺寸、图案纹饰也均相同。唯一不同的是，郎世宁等《岁朝图》套的外签是素签，没有题字〔图十五〕。清佚名《岁朝图》套的外签，书有画作完成的时间“乾隆丁卯年吉日”〔图十六〕，“丁卯”是乾隆十二年（1747）。依据《活计档》，已知“雪图”即清佚名《岁朝图》绘于乾隆十四年，说明现在标乾隆十二年的黄锦套不是它的原套。20世纪20年代，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小组在对寿皇殿[21]清点时，发现清佚名《岁朝图》与郎世宁等《岁朝图》同存于殿内硬木雕龙的大立柜中，因此分别给它们冠了相近的号码“咸一59”和“咸一57”，至今，它们几经搬运、移库、冠号整理等仍然同贮于一个库房。由此推断，很有可能二者的画套被张冠李戴互换了。从时间上分析，郎世宁等《岁朝图》作为母本被清佚名《岁朝图》临仿，它绘于乾隆十二年也是合理的。

〔图十五〕 郎世宁等 《岁朝图》 画套题签

〔图十六〕 清佚名 《岁朝图》 画套题签

结合乾隆十四年《活计档》，通过对两本《岁朝图》的辨析，不仅知道了无作者名款和创作年款的清佚名《岁朝图》，实际上是由丁观鹏、余省、周鲲、张镐合绘，其绘制时间是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它在档案中的名称是“雪景守岁图”。同时，也知道了郎世宁等《岁朝图》的档案原名是“明窗守岁图”。此外，通过画套穿错的推断，得知无年款的郎世宁等《岁朝图》，实际完成时间是乾隆十二年。

〔图十七〕 清佚名 《岁朝图》 画作边缘

既然两本《岁朝图》在档文中或名“明窗守岁图”，或名“雪景守岁图”，那它们是否在专供“守岁”的明窗上贴过？答案是没有。因为它们没有被装裱，背面仅托有一层薄薄的命纸，纸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被粘贴的印迹〔图十七〕。由此说明，它们都不是乾隆十五年《活计档》中所记，由余省“二十四番花信风画”替换下的“守岁图”[22]。

（二）清佚名《古装图》及其他

《古装图》，画心纵278.5厘米，横206.7厘米，四周各有3.1厘米宽的锦边。背面托有白色、质地厚实的高丽纸，纸的四周残有糨糊所生黑霉，显然，画作是在墙上粘贴过的。

该图绘制年代不详，所画乾隆帝，髭须过颌，襞须数缕，显为中青年时期相貌，此图有可能是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活计档》所记贴在明窗西墙上的“守岁图”[23]。

图中乾隆帝的正前方绘有一对在郎世宁等《岁朝图》和清佚名《岁朝图》中都没有的甪端〔图十八〕。甪端是传说中“日行一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的神兽，只有圣明具有贤德的君王在位时，它才会出现在宝座前。甪端被画入这幅以守岁为主题的画作中，说明此作的特殊及重要，乾隆帝意在表明，无论岁月如何更替，他都是值得信赖的德政圣王。乾隆帝身侧站有三位孩童，从其与乾隆帝戴着相同的金束冠推断，可能是拥有着高贵身份的皇子们。乾隆帝是位喜欢在表现其宫廷生活的画作中添画自己子嗣的皇帝，对此，陈葆真在《从四幅〈岁朝图〉的表现问题谈到乾隆皇帝的亲子关系》[24]中有所论及。

〔图十八〕 清佚名 《古装图》 中的甪端

明窗行守岁开笔礼，实际上是皇帝一个人的仪式。乾隆帝以不违反典制，让不在场的家眷们通过“虚画实景”的方式，“完成”在新年之际与他一起守岁迎福。同时，乾隆帝通过他与图中的“他”形成现实与画作交织的审美，是一是二，一实一虚，来为清王朝祈愿祝福。

由于《古装图》的画幅正面没有标注画名，所以它在定名上较为混乱，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系统中被称《弘历古装行乐图》，在乾隆十五年的档案上，被称“守岁图”[25]，而在光绪朝盛京将军增祺的奏折[26]和清室善后委员会编纂《故宫物品点查报告》[27]中，均被称《古制衣冠行乐图》，他们的依据是在该图的裱背，粘有皇家专用的黄色纸条，墨书“古制衣冠”〔图十九〕，故名。

〔图十九〕 清佚名 《古装图》 裱背 （局部）

随着朝代的不同，西墙上的贴落画也有所变化。其大致的贴画顺序是：乾隆十五年前贴“守岁图”，十五年后贴余省“二十四番花信风画”，从咸丰三年（1853）始或在此之前，按月份换挂“月令图”[28]，同治二年（1863）十月传旨：“养心殿明窗西墙持‘月令图’，自此每月初一日赴懋勤殿领‘月令图’换持，将换下‘月令图’送至懋勤殿收。自此为例，永远换挂。”[29]依旨，按月调换月令图作为制度被确定了下来。

虽然，明窗西墙上的贴落画由“守岁图”最终转变成了“月令图”，但是，画作与“时间”相关的表现主题始终没有改变。

三、与明窗有关的三幅《万国来朝图》

明窗内的完整墙面，除西墙外还有北墙，它曾用于张贴“万国来朝”图（以下简称“万图”），《活计档》记：嘉庆五年（1800）十二月九日，太监刘进玉传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北墙‘万国来朝’年节画一张，着启祥宫换画一张。钦此。”[30]

万国来朝，既是乾隆帝的祈盼，也是当年其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帝的理想。从他们谕令工匠们制作各种带“万国来朝”字样的器物，如毛笔、砚台、墨、盆景、漆器、挂灯、座钟等可见一斑。至乾隆朝，乾隆帝又谕令宫廷画家们绘制多幅“万图”，以表达其德化远及的宏愿。

为明窗绘制“万图”的档案，最早见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初九日，档文记：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着徐扬、张廷彦、金廷标用白绢画‘万国来朝’大画一张，起稿呈览。钦此。”[31]目前，故宫博物院旧藏可用于张贴的“万图”共有五幅，它们是否曾在东暖阁明窗贴过呢？

通过对画幅与墙面尺寸的比较，可以首先排除文物号为故6272的“万图”。依据同治朝东暖阁地盘画样[32]所标注的明窗位置图，和故宫博物院“养心殿平面图”〔图二十〕数据得知，明窗北墙最大宽度是260厘米，五幅“万图”中只有故6272以宽278.1厘米超过了这个尺寸，说明它不曾在明窗贴过。

〔图二十〕 养心殿平面测量图

同样用排除法，并通过对画面内容的分析，可排除文物号故6271的“万图”〔图二十一〕。此图是五幅“万图”中唯一描绘宁寿宫区域的画作，其由南向北依次表现了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符望阁等主体建筑，年迈的乾隆帝身穿冬装坐在偏左上方的位置。有关此图用途、作者及创作时间，见《活计档》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记，太监传旨：“宁寿宫养性[33]殿内明窗，照养心殿明窗‘万国来朝’大画一样画一幅，其宫殿门座照宁寿宫款式，着姚文瀚、贾全、谢遂、袁瑛合画，先起稿子看。钦此。于二十五日将起得宁寿宫养性殿‘万国来朝’稿子一张交太监厄勒里呈览，奉旨照稿子准画，其御容着陆灿画。钦此。”[34]由此而知，该图是为宁寿宫养性殿定制，不曾在明窗贴过。

〔图二十一〕 清佚名 《万国来朝图》故宫博物院藏

排除了以上两幅，还有三幅同名“万图”。以下为了区别，将图上绘宫殿建筑最为繁密的简称“配楼万图”（文物号：故6273），图上钤乾隆帝玺印的简称“玺印万图”（文物号：故6504），图上有乾隆帝御题诗的简称“御题万图”（文物号：故6274）。

（一）三幅《万国来朝图》辨析

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活计档》记，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明窗‘万国来朝’大画，著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张廷彦减去两边配楼，另改线法，合画‘万国来朝’大画一张。”[35]由该档文可知，乾隆帝是让丁观鹏等人对原有的“万国来朝”图仿画，同时，要有所修正，即“减去两边配楼，另改线法”。通过现存藏品间的比对，“配楼万图”〔图二十二〕正是母本，“玺印万图”〔图二十三〕是其仿本。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材质均为绢本，画心尺寸均纵298厘米，横206.5厘米，表现内容相近，皆以太和殿门、太和殿区域为主。乾隆帝均是五十余岁的模样，身穿端罩，外戴朝珠，面向右坐于廊檐下。此外，图中还均绘有前来求见的各国使臣以及仪仗队、忙碌的官员和女眷等形象。不同的是，在仿本的“玺印万图”中，已不见太和门与太和殿之间左右相向的两座“配楼”[36]。同时，“玺印万图”纠正了“配楼万图”中将保和殿绘在太和殿与中和殿之间的错误。此外，还将“配楼万图”所绘太和门前的一陛改成了正确的三陛，等。

〔图二十二〕 清佚名 “配楼万图”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三〕 清佚名 “玺印万图”故宫博物院藏

“玺印万图”是唯一在画幅上钤有乾隆帝晚年常用的三方玺印（“八徵念之宝”“五福五代古稀天子宝”“太上皇帝之宝”）之作，也是唯一被收贮在寿皇殿的“万图”，可见乾隆帝对这件仿本的充分认可和重视。

“配楼万图”[37]和“玺印万图”均是单片，四周无裱边，背面仅托一层命纸，而且非常干净，没有遗留下任何刷浆糊粘过墙的痕迹，显然它们均未在明窗贴过。这种指定为某个宫殿绘图，但完成后并不贴挂的现象在清宫中常见。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谕令姚文瀚等人为养性殿明窗绘制的“万图”，其四周无裱边，只是衬了层命纸[38]，实际上就不曾在养性殿明窗贴过，1924年12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小组在对乾清宫物品清点时，在西暖阁内发现的它[39]。

〔图二十四〕 清佚名 “配楼万图” （局部）乾隆帝肖像

通过上述乾隆三十一年仿画的档文，知悉本无作者名款和年款的“玺印万图”，是由宫廷画家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张廷彦合绘，始作于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又依据“配楼万图”上乾隆帝写实的画像〔图二十四〕与“玺印万图”〔图二十五〕相近，进而推断出无年款的“配楼万图”创作时间，应该在乾隆三十年（1765）左右。

〔图二十五〕 清佚名 “玺印万图” （局部）乾隆帝肖像

“配楼万图”与《古装图》一样，目前也是幅被改了图名之作，在该图的裱背，粘有皇家专用的黄色纸条，墨书“万国朝贺”〔图二十六〕，因此，在文物底账及光绪朝盛京将军增祺的奏折中[40]，均称此图为《万国朝贺图》。

〔图二十六〕 清佚名“配楼万图” 裱背黄条

〔图二十七〕 清佚名《万国来朝图》（“御题万图”）故宫博物院藏

在三幅与明窗有关的“万图”中，“御题万图”[41]〔图二十七〕是唯一被裱成挂屏的“万图”，也是唯一有乾隆帝御制诗的“万图”[42]，诗后落款“乾隆辛巳秋御题”，“辛巳”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同年十月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传谕旨“将现画《万国来朝》大画一副（幅），得时，裱挂屏一件”[43]。从先题后裱的合理顺序和“裱挂屏”的样式分析，档文所指“《万国来朝》大画”即是“御题万图”。

乾隆二十六年，是乾隆帝母亲崇庆皇太后七旬庆典之年，也是乾隆帝豪情万丈之年。他自称帝后，以武力先后平定了广西、湖南苗民以及大小金川、瞻对等众多战乱，二十五年时，终于取得了祖辈父辈一直未能完成的平定西域准噶尔和回部大业，“西师凯旋”，乾隆帝踌躇满志，他要以“万国来朝”作为政绩向其母亲祝寿[44]，并且彰显怀柔远人的霸气。

装裱后的“御题万图”，纵400厘米，横222厘米，完全在明窗北墙尺幅之内。又，据其裱背有旧的灰尘，上墙张挂的明显痕迹推断，这幅被乾隆帝高度重视的画作，很有可能就是档文所记嘉庆五年被换下的“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北墙‘万国来朝’”[45]。乾隆帝将表现元旦日数国使臣前来朝贺的画作，贴在其用来守岁的明窗内，最能满足其祈盼协和千万邦的心愿。

“御题万图”作为较早绘制的使臣朝贺画作，有许多特殊之处。如在构图布局上，虽然也是俯视构图，但是它的切入视角是从画的右下角入手绘三大殿，展现的视野要比从左下角入手的其他两幅“万图”窄得多。因此，在表现内容上，它是绘制建筑物、空间层次、人物形象以及情节最少的画作，也是唯一没有绘乾隆帝及家眷的画作。

明窗内的北墙像西墙一样，它的贴落画也在不断地变换，其大体顺序是：乾隆朝贴“万图”、嘉庆五年换贴冯宁《四海升平图》[46]、道光三年（1823）贴沈庆兰“年景画”[47]等。从北墙上所贴画作题材的改变中，隐隐可见皇帝执政的心态，甚至国运的兴衰。乾隆朝是清政权鼎盛期，乾隆帝已不满足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要以“万国来朝”彰显国威；嘉庆朝进入清政权的衰落期，国库空虚、各地起义频繁，“四海升平”是他最大的心愿；道光朝是清政权衰败期，道光帝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已无乾隆帝的雄心，只是希望度过平安的岁月，有个好年景而已。国运不昌，使得北墙的贴落画在表现题材上开始向节令画靠拢。

（二）“万图”的艺术表现

“万图”在创作上采用的是亦真亦幻的手法。乾隆帝在历精图治下，达到了清王朝强盛期，慑于清政权的强大，一时藩属国及周边国家纷纷向清政府进贡，这是实情，但是远未到唐代“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48]的地步。因此，图绘在元旦日，琉球、朝鲜、缅甸、越南、荷兰、英吉利（英国）、法兰西（法国）、鄂罗斯（俄国）等约40国使臣，同时齐聚太和门外恭候朝觐乾隆帝的场景，纯属虚构。这种谕令宫廷画家去表现虚幻的不存在的情景，在清代帝王中是有传统的，尤其喜扮洋装像、道装像的雍正帝和身穿汉服爱扮作文士[49]的乾隆帝，更是酷爱这种艺术手法，“万图”就属于这类缺少真实性的臆想之作。

“万图”在形象刻画上运用的是虚实相佐的手法。图中乾隆帝的御容像是真实的，为了真实地再现其容貌，乾隆帝在四十四年下旨绘“万图”时，特地指定由擅绘人像的陆灿“画其御容”，生怕有所失真。再有，使臣的形象也是写实的，赖毓芝通过比对，发现“万图”中使臣的形象来自于写实的《职贡图》卷，“《万国来朝图》下方外国使节的部分，每幅作品皆画有四十个使节团，而其成员几乎都是《职贡图》卷第一卷之集合”[50]。“万图”中最虚构的形象是在每幅图的太和门前，都绘有麒麟〔图二十八〕。麒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瑞兽，人们赋予了它聚财守业、送子必贤良等诸多美好的寓意，在此处绘麒麟，显然是取其祥瑞之意。

〔图二十八〕 清佚名 “玺印万图” 所绘使臣与麒麟

“万图”作为不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画作，在绘制真实存在的宫殿建筑时，也采取了不实的手法，如“配楼万图”和“御题万图”将面阔九间、上覆重檐歇山顶的太和门，绘成了面阔五间、单层的歇山顶，将太和门前的三陛简化为一陛。又如在“御题万图”中将中和殿的四角攒尖顶〔图二十九〕绘成了圆攒尖顶〔图三十〕，将太和殿所在的三层汉白玉石雕基座绘成一层等，画家们没有遵循写实的原则去创作这些宫中最重要的建筑。不仅如此，为了画作的需要，画家还随意改变建筑空间格局，如“玺印万图”“配楼万图”，为了给乾隆帝安排一个在画面中合适的位置，特意增添了一个虚景，即在三大殿的左侧绘一院落，让乾隆帝静坐在卷棚顶的廊檐下，等着举行召见典礼〔图三十一〕。

〔图二十九〕 中和殿实景（胡锤 摄）

〔图三十〕 清佚名 “御题万图” 所绘中和殿

〔图三十一〕 清佚名 “配楼万图” （局部）

有意思的是，在有些与“万图”绘制时间相近的画作中，会看到宫廷画家们笔下的紫禁城建筑是符合实体的。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宫廷画家徐扬依据乾隆帝御制“京师生春诗”而绘的《京师生春诗意图》轴，对紫禁城内景建筑尤其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位置关系和建造样式都表现得精准而清晰。再如，乾隆帝为庆贺其母亲崇庆皇太后圣寿，谕令宫廷画家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成的《胪欢荟景图》册之“万国来朝图”中〔图三十二〕，将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刻画得完全合乎规制。

〔图三十二〕 清佚名 《胪欢荟景图》 册 “万国来朝图” 页故宫博物院藏

四、结语

据嘉庆帝御制诗得知，自雍正朝始，养心殿明窗便是清代皇帝于此“试笔迓新禧”之地。由“活计档”文献而知，乾隆朝在明窗西墙贴过表现乾隆帝阖家迎新的“守岁图”、北墙贴过反映各国使臣至紫禁城朝觐的“万国来朝图”。本文通过画作与档文、明窗空间的比对，确认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与明窗有关的这两类画作各有三幅。就此，对它们进行了分辨考证，并且发现四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原本在画上无作者名款和年款的一些画作，实际上在档文中都有着详细的记载，而作者和绘制年代的确定，将有助于对乾隆朝宫廷画家的创作情况以及画作本身的绘画风格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二是发现存在同一幅作品多名称的现象，即档案中的名称与现文物名称、寿皇殿注册名称以及清室善后委员会标注名称均不相同，这种名称上的不统一很容易造成研究上的误判，从而对画作的真实意图和表现内涵有所偏离。三是发现画套张冠李戴的现象，如郎世宁等人及清人绘同名画作《岁朝图》，因长期搁置在一起，加之长短尺寸相同，画套被无意中互换，从而导致将绘于乾隆十四年的清佚名《岁朝图》，被误以为完成于乾隆十二年，这无疑对宫廷绘画作品的编年有所误导。四是发现有些档文中指明是专为明窗所绘的画作，实际并没有被装裱，也没有在明窗张贴过，这些画作有可能是为未来之需所作。目前，依据掌握的资料推断，只有清佚名《古装图》和“御题万图”真正在明窗贴过。通过尝试将画作归位至明窗西墙〔图三十三〕和北墙，发现与墙面尺寸相近的它们，在明窗窄小的空间内并不适宜观看。它们是室内的装饰画，但更是乾隆帝用来表达以家治国，以及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51]向往的画作。

〔图三十三〕 明窗内粘贴清佚名 《古装图》 示意图

此图据姜鹏《乾隆朝“岁朝行乐图”“万国来朝图”与室内空间的关系及其意涵》中图一九改制

《古装图》和“御题万图”虽然同属在明窗张贴的贺岁题材画，但是它们表现的主旨不同。《古装图》描绘的是年轻的乾隆帝与皇族家眷们济济一堂共庆新年的景致，表现了乾隆帝在帝王身份之外，作为父亲或者丈夫对子孙绕膝、家族兴旺的祈盼。“御题万图”描绘的是各国使者在太和门外等待觐见的场景，表现了乾隆帝作为盛世之君，希望清政府在与各国交往中占有重要的至尊地位。

明窗，既是见证岁月更替的居室，也是反映乾隆帝治政理念、家国理想和他沾沾自喜的炫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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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姜鹏《乾隆朝“岁朝行乐图”“万国来朝图”与室内空间的关系及其意涵》，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4页。

[2] 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第3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406页。

[3]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4]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编号YSL 173-0026。转引自张淑娴《图解清代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的历史变迁》，《建筑史》2019年第1期，第83页。

[5] 嘉庆帝《养心殿联句有序》一文见前揭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第5册，第110页。

[6] 前揭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第6册，第163页。

[7] 相传元旦之日，饮此酒可以除秽，避瘟疫疾病等。

[8] “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南史》卷六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517页。

[9] “四气和，谓之玉烛。” 《尔雅·释天》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70页。

[10] 前揭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第7册，第119页。

[11] 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活计档》记，太监胡世杰传旨：“明窗‘守岁图’西墙上，着余省画‘二十四番花信风画’一幅，要富丽文雅，似彩胜之类。高矮尺寸、两旁空白具要与‘守岁图’空白一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12] 此作曾因展览需要，于2010年进行重新揭裱，并增加了绫边用以保护画心。

[13] 即撒芝麻秸，是传统祈福纳祥民俗，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除夕，自户庭以至大门，凡行走之处，遍以芝麻秸撒之，谓之踩岁”，“踩岁”取“岁”“碎”谐音，意寓岁岁平安。

[14]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第611页。

[15]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第611页。

[16]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第612页。

[17]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8]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第612页。

[19] 二图尺寸均为纵305厘米，横206厘米。

[20] 二图外套长度均为214厘米。

[21] 寿皇殿位于景山，是供奉清代历朝帝后御容像处。

[22] 乾隆十五年二月《活计档》，太监胡世杰传旨：“明窗‘守岁图’西墙上，着余省画。‘二十四番花信风图’一幅，要富丽文雅，似彩胜之类。高矮尺寸、两旁空白具要与‘守岁图’空白一样。”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第348页。

[23]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第348页。

[24] 陈葆真《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与内心世界》，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25]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第348页。

[26]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盛京将军增祺等造具俄兵撤退后太庙供奉玉册、玉宝数目清册之奏折》：“⋯⋯供奉西面中箱向东：薰貂冠、皮镶边朝服一卷；御盔甲乘马一卷；清凉冠、夹朝服一轴；万国朝贺图一卷；元宵行乐图一卷；春原阅骏手卷一轴；观月行乐图一卷；古制衣冠行乐图一卷⋯⋯。”杨丰陌等《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27] 此图千字文登记号为“咸二八三 九”，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寿皇殿》第10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227页。

[28] 咸丰三年“二月初一日库掌宝禄、懋勤殿太监张得喜交二月‘月令图’一轴，传旨挂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西墙向东挂。换下正月‘月令图’一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胶片编号30，案卷起止号3060＿3066；同年又记：“十二月初一日库掌广顺、懋勤殿太监张得喜交十二月‘月令图’挂轴一件，换养心殿明窗殿内西墙现挂十一月，换下送至懋勤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胶片编号30，案卷起止号3060＿3066。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胶片编号35，案卷起止号3096＿3106。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5-08-030-000057-0100；题名：为暂领画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北墙四海升平年节画所需画绢事。

[31]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册，第481页。

[32]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编号YSL 173-0026。

[33] 原档中“性”误写成“心”。

[34]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2册，第732页。

[35]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册，第87页。

[36] 应该是“弘义阁”和“武成阁”。

[37] 此作因展览需要，在21世纪初曾被重新托裱，并且加了裱边。

[38] 20世纪，为了陈列的需要，它被裱成了挂轴。

[39] 此图千字文登记号为“天一〇三二”，图名《元旦朝贺》。前揭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1册，第135页。

[40]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盛京将军增祺等造具俄兵撤退后太庙供奉玉册、玉宝数目清册之奏折》，前揭杨丰陌等《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第82页。

[41] 前揭富俊《奏为遵旨移请崇谟阁高宗圣容至凤凰楼并崇谟阁尊藏实录圣训等情形敬拟移请事》，嘉庆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朱批奏折，04-01-38-0025-015号。

[42] （清）富俊等《奏为遵旨奉移高宗纯皇帝圣容等尊藏奉礼成事》，嘉庆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朱批奏折，04-01-14-0049-041号。

[43] （清）崇实等《奏为遵照吉期恭请列圣圣容供奉敬典阁礼成事》，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录副奏折，03-5525-085号。

[44] 乾隆帝在为祝崇庆皇太后寿辰所绘的《胪欢荟景图》册中，同样有“万国来朝图”页。

[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5-08-030-000057-0100；题名：为暂领画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北墙四海升平年节画所需画绢事。

[46] “如意馆呈为暂领画绢事。嘉庆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押帖内开十二月初九日，太监刘进玉传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北墙万国来朝年节画一张，着启祥宫换画一张，钦此。随冯宁起得四海升平年节画稿一张，交太监刘进玉呈览。奉旨照稿用绢绘画，钦此。今为画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北墙四海升平年节画一张（宽七尺，高一丈）共暂领本库（宽七尺），画绢长一丈一块。俟绘画完时，另补实用。为此具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5-08-030-000057-0100；题名：为暂领画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北墙四海升平年节画所需画绢事。

[47] 道光三年“五月初四日接得主事贻兴、兼行库掌吉星持押帖一件，内开道光三年三月十一日太监平安传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北墙用年景画一张，净高九尺五寸、宽六尺五寸，着沈庆兰起稿，于二十五日起得呈览，照样用绢绘画，钦此⋯⋯。”第一历史档案馆胶片编号10，案卷起止号2942＿2948。

[48] （唐）张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张忱石编《全唐诗》第9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93页。

[49] 如故宫博物院藏《观月图》《是一是二图》《松荫抚琴图》《观画图》《喜雪图》等。

[50] 赖毓芝《构筑理想帝国〈职贡图〉与〈万国来朝图〉的制作》，《紫禁城》2014年第10期，第65页。

[51] （唐）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前揭张忱石编《全唐诗》第4册，第1296页。

作者简介

李湜，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绘画史。目前已出版专著七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文物》、《美术研究》、《美术观察》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